如何向阿坝日报投稿

　“曹魏代汉”为何发生在曹丕之时？同为“禅代”，为何“司马代魏”会比“曹魏代汉”在历史上留有更多骂名？“禅代”为何在宋代以后式微？澎湃新闻专访了上海大学历史系朱子彦教授，请他谈谈对上述问题的见解。
本文的主角却是“温室”西南角的另一座建筑——建造于欧洲“中国热”（Chinoiserie）鼎盛年代的“中国宝塔”（The Great Pagoda）。这座见证了中西文化交往史的建筑杰作，也即将于今夏完成整修，再次面世。
　 虾农送虾是潜江市不少龙虾加工厂的原料来源方式之一。莱克水产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收虾处每天排着从湖北各地赶来的车队，仅算上从虾贩处收购的活虾，每天的收虾量最多能达到500吨。这些活虾经过清洗挑选后，会发往不同的生产车间，变成加工品后运往全国各地和海外市场。在湖北潜江，类似莱克水产的加工企业有13家，当地年加工能力达到30万吨以上。
我知道，这样刨根问底会使人感到不舒服，但无名路只是公共治理中众多痼疾之一种。无名路带来的启示不局限于无名路本身。
推崇金钱至上的方面有：“钱啊，可是比生命还沉重的。不管喜不喜欢，人们还是把人生的绝大部分时间用来赚钱，换句话说，就是在消减自己的存在、生命，把自己的存在本身转换成钱。”这种感慨用马克思的话讲，就是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上述发现说明，在中国的政治制度安排下，城市层面上确实存在明显的政治经济周期现象，但是，政治经济周期的大小随着地方长官执政能力的上升而减弱。
尽管我国著作权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将影视作品著作权署名为“制片者”的情形极少，反而是其他署名方式频出，诸如“联合出品”“荣誉出品”“联合摄制”“摄制单位”“权利声明”等等，可谓五花八门；更有甚者，前后署名不一、编剧署名缺失、署名错误、不具备法人权利的单位也署名等等，令观众一头雾水，根本不知道作品究竟属于谁。
　从建立之初起，德国的社会长期护理保险制度（SLTCI）就担负着三个方面的功能：对地方政府而言，意味着社会救助财政负担的减轻；对需要长期照护的人群来说，则可以通过全社会的互助共济来减轻个人和家庭的负担；对制度自身而言，则需要控制费用的增长以稳定制度的缴费率。因此，德国SLTCI在制度设计和运行上遵循了以下理念：一是国家集权与地方分权治理相结合的治理理念；二是以护理需求评估为基础的普遍性原则；三是在制度给付上采用预算原则和费用控制原则；四是在制度筹资上强调福利多元主义理念。这部分将围绕这四个方面分析德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理念与运行情况。

在论述歌剧问题的时候，奥登在类似的问题意识中更具体地谈到了艺术家的自由意志与个性信仰问题，更有针对性：“从莫扎特到威尔第，歌剧黄金时期与自由人文主义、与对自由和进步的坚定不移的信念几乎处于同一时期。假如说优秀的歌剧在今天如凤毛麟角，原因可能不仅在于我们发现自己比十九世纪人文主义所想象的更不自由，更是在于我们不再坚信自由是一种确切无疑的神恩，不再坚信自由的人即善良的人。我们说写歌剧不易，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写不出来。除非我们彻底抛弃对自由意志和个性的信仰。每一个高音C被精确地弹奏出时，都在摧毁一种理论，说我们在命运与机遇面前只是身不由己的玩偶。”（650页）从诗人的角度看，还有比这更能说明“写不出来”的深刻原因的吗？这种对自由和信仰的信念，起码源自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末的个体经验，那时他在纳粹暴行与战争风云中感受到邪恶与自由的搏斗是何等的命悬一线。于是，他在诗歌中坚定地低吟：“我和公众都知道，/ 所有的学童在学习什么，/ 对他们施以邪恶，/ 他们就报以邪恶。……然而，在正义互换信息之处 / 讥讽的灯光在闪动 / 点缀着各处：/ 也许，我就像它们一样/ 由爱和尘土构成，/ 被同样的虚无与绝望围攻，/ 放射出一束坚定的光。”（奥登《1939年9月1日》，胡桑译）
国外学界过去曾长期认为中国只有大约不到4000年的文明发展史。然而，以八十二年良渚考古为代表，良渚考古发现的都城及其水利系统，以其规模大、保存好、认知度高、都城性和国家性明显等特征，已实证了中国早在五千年前，已出现了城市文明形态并进入了早期国家阶段。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剑桥大学著名考古学教授科林·伦福儒指出，过去远远低估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发展程度。良渚文明已经进入国家阶段，是东亚最早的国家社会，而水坝可能是世界上最早达到如此规模的公共工程。中国的政治体制则完全不不同。在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因此政府官员，包括各部门、各地方政府的领导人，通常由上一级党委的组织部门来考察和提名，经对应级别的人大投票批准后任命。中国的政治体制，更多带有精英政治的色彩，通过组织部考察政府官员在不同职位上的执政表现，使得能力较高者可以脱颖而出，从而提高了政策制定的效率，避免了政策的民粹化。 孙玉文教授提出的细读古代文本的两点建议，邵永海教授也很有共鸣。邵教授说，从个人的阅读经验和感受来说，解读古代文本，“考据”和“义理”两者不可偏废。如果没有深厚的考据之功作为支撑，单独从一个文本当中阐发义理，很容易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反之，如果只注重考据而没有义理思考，我们可能知道古文每个字的意思，也能够将古文翻译成现代汉语，但是如果进一步追问这些古人到底在讲什么，我们可能会不得其解。邵永海教授说，《读古人书》系列丛书计划选取我国古代对历史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典籍，以选本的形式呈现每一种典籍多蕴含的思想智慧，也就是说，希望以《读古人书》系列为实例，努力从考证考据和义理两个方面挖掘每本古书的内涵，展示细读古代原典所应遵从的原则和方法，将来有机会奉献给各位读者，也希望能得到大家更多的批评指正。
　　良渚文化考古早在1936年就拉开了序幕，它以不断涌出的新发现刷新着大家对中国文明起源的认识。2008年至2018年的十年是良渚考古发现最多、理念革新、国际影响力和知名度越来越高的十年。这些考古新发现和研究已经证明：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
过去几年，我个人花了大量的时间在五台山上的密宗寺院做田野调查，不论在曾经辉煌巍峨的菩萨顶，还是在能海公的后学建立的大般若宗的诸多寺院里面，总是能够看到络绎不绝的工商业精英来拜访寺院的法台或高僧，求一二指点，再做个火供，然后匆忙而满足地下山回到熙攘的都市，继续他们的经营。2016年，我和西南民大的郭建勋教授和张原博士去康区的竹庆寺和色须寺考察。去之前我们在成都看了一部关于色须寺的纪录片，大致意思是，这个寺院里面的僧人都恪守清贫，过着遁世求法的生活，而真的到了目的地的时候，这两座寺院的规模和精致程度都令人咋舌，而且寺院的供器、建筑和雕塑大部分都是来自福建、浙江的商业机构的捐赠。中国商业精英浸淫于各种神秘学的修行与学习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尤其是在中印边界上，有不少名气很大的古鲁学院，每次为期不过四周的培训的学费动辄几十万也是常有的事，培训回来的学员每个人都带着洞悉宇宙人生之终极奥义的满足感。所有这些一方面不禁令人想起韦伯关于中国终究是一个“巫术花园”的判断，另一方面也让我开始怀疑，韦伯关于一个“除魔”的现代性的看法究竟在何种意义上仍旧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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